场外交易市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场外交易市场的特殊主体、特殊交易制度、特殊融资产品和特殊监管制度导致场外交易市场纠纷呈现出了与交易所市场不同的类型和特点。现有证券市场纠纷解决诉讼机制天然不足,非诉机制严重缺失。完善场外交易市场纠纷解决应从诉与非诉两种路径展开,扩大证券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废除起诉条件的前置程序,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同时建立相互衔接的内、外部纠纷调解机制和完善的证券仲裁裁决机制。     

关东大地震后的日本治安政策

关东大地震不仅给日本带来惨烈的损失,还造成关东地区极大的社会混乱。灾后产生了“不法鲜人①暴动”等谣言,引发了自警团和警察、军队滥杀在日朝鲜人、中国人以及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等一系列血腥事件。日本政府“先发制人”的社会治安政策是造成这一惨案的根源。大地震后反动的治安政策不仅影响了正常的灾害救助,加深了殖民地人民的心理裂痕,而且成为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重要推动力。     

劳教废止后对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和矫正的法律导向——基于刑法宽容理念的善后与衔接

未经法律授权即可对公民实施包括限制人身自由在内的强制措施,这是劳教制度最大的制度软肋,也是致其最终被废止的根本原因。劳教制度废止后的制度设计应当引以为戒,尽量避免"劳教制度已死,劳教式管理模式还在"的尴尬局面。遵循理念先导、制度跟进的规律,未来的制度设计必先契合法治理念。而于刑事法治理念而言,不遵循刑法宽容理念的制度设计必定依然难逃窠臼。故而在改革中除了要关注基本制度的构建和刑事政策的贯彻之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刑法宽容理念的培养和倡导。     

“推车撞壁”式还是“曲突徙薪”式?——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研究

通过对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回顾,其争论焦点可归纳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对于这两点,研究系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不同的回答,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研究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推车撞壁’式"路径,另一条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社会主义--‘曲突徙薪’式"路径。学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论战中局限性的研究并不充分,主要体现在过度关注了由外在客观条件造成的必然的不足--"外生的不足",而忽略了由内在主观条件造成的非必然的不足--"内生的不足"。应尽量排除两派共有的"外生的不足",聚焦于"内生的不足"。在"推车撞壁"式与"曲突徙薪"式两种观点的互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暴露了其国际视角逻辑的"内生的不足"。这种不足不仅无助于论证其"曲突徙薪"式观点,还逐步演变为错误的理论,导致了错误的革命实践。对"内生的不足"的反思凸显了实践观点与辩证方法的重大意义。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工作赋权:文化相关性与本土化策略

赋权是社会工作领域的重要概念和实务方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案主进行赋权需要充分考量中西文化的差异,采取具有文化相关性的本土化策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赋权""权利""道法自然""无为"等思想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权利"观念存在显著区别。由此,在对个体进行赋权过程中应检视个体自我意识与家族意识的关系,对个体进行赋权的同时应强调案主的主体性。此外,通过引导案主觉察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提高他们的自我意识、注意力与移情能力,在此基础上承担自我责任,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     

关于合作共赢的认识和思考:基于新型国际关系理念

合作共赢是中国在国际关系问题上首倡的一个价值理念,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人类道义和历史进步的制高点、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实现全球有效治理等具有非常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系统、现实地推进了合作共赢理念的完善和发展,使之成为当今中国对外关系思想的重大新理念和显著特色之一。实现合作共赢的关键在于价值上求同存异,根本在于寻求各国利益交汇点,长远考虑在于提升全人类的现代文明素养。     

论当代国际关系对国际私法的影响与作用

在当代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使国际私法的地位得以提升,使各国国际私法的平位理念逐步确立,对国际私法关系主体、调整范围、渊源和性质都具有重要影响与作用。正确认识上述问题对我国把握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制定与适用国际私法都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试判之起始与情状初探

唐代判文也是唐代文学的一部分,它是唐代吏部铨试的一种应试文体。由于它不仅有实用性的要求,而且有美的要求,好的判文必须是文理与辞采都具备,于是它也就同时具有了文学性。梳理唐代试判的发展状况,从文学的角度加以审视,认识其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考试文学的影响,也是唐代文学研究中应有之义,并且有着比较重要的文学史认识意义。     

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

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是没有记载的构成要件要素,是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键。处分行为,是指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自愿”地交付财物或处分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诈骗罪的成立需要有处分意思,但是,作为处分行为的主观要件,被骗者应当认识到何种程度,即处分意思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便有待探讨。处分意思的内容要求财产处分者对所处分的财产性质、种类、数量、价值有完全的认识,还是只要认识到财产的外形的转移即可,抑或只要具有某种中间形态的认识内容即可？其实,只要被骗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把某种财产转移给对方占有,而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思作出这种决定,就应当认为已经具备了处分意思的内容。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力量,其处置机制的建立健全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需要对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基础加以阐释,并对我国现行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动态和静态的分析,从中找出问题并加以完善。